生育观的代际变迁与意义重塑

　　“三孩生育”政策出台至今，各地普遍通过延长产假、给予经济支持等政策，为生育家庭提供支持，但政策的“硬”支持并非影响生育意愿“软”土壤的唯一因素。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杨宝琰的最新研究，试图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与生育主体心理互动的关系框架入手，来发掘生育观的变迁逻辑。在当下的育龄人口眼中，生育选择基于怎样的价值判断？生育如何才能为家庭与个体带来真正的幸福体验？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就此对话了杨宝琰。
　　自2021年8月“三孩生育”政策出台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5个省份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各地普遍通过延长产假、明确育儿假、给予经济支持等政策，为生育家庭提供支持。然而，从上述政策引发的热议中不难看出，政策的“硬”支持并非影响生育意愿“软”土壤的唯一因素。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杨宝琰的最新研究，将目光投向了“越来越不愿生”的内在动因，试图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与生育主体心理互动的关系框架入手，来发掘生育观的变迁逻辑。在当下的育龄人口眼中，生育选择基于怎样的价值判断？生育如何才能为家庭与个体带来真正的幸福体验？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就此对话了杨宝琰。
　　社会变迁中的生育心路：从“必然选择”到“幸福体验”
　　Q根据您的观察与研究，“70后”“80后”和“90后”生育观的突出特征分别是什么？在生育观念的代际差异背后，体现出怎样的社会结构性变迁？
　　Q除了外在经济成本约束的因素，您认为还存在一种“内生型”驱力推动着生育观的自发转变，即生育观的“幸福价值导向驱动阶段”。这种内生性的幸福价值导向驱动应如何理解？
　　杨宝琰：学者李建民曾指出，现阶段的生育率转变进入“成本约束驱动转变阶段”，即生育率下降不是因为生育意愿的减弱，而是成本约束下的个体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除了经济成本不足和教养资源分布不均带来的约束之外，还存在一种“内生型”驱力促进生育观发展由外力诱发向内部自发转变过渡，自我体验和价值的实现成为人们生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即生育观还存在一种内生型的“幸福价值导向驱动阶段”。“幸福导向”体现在生育以个人主观幸福体验为主导，重视孩子的教养陪伴，注重自我价值实现。在“幸福价值”的驱动下，不同代际群体即便存在成本约束但仍保持一定的生育率，通过推迟生育计划、减少生育个数、延迟满足等理性决策在家庭和自我实现中寻找平衡，实现获取幸福生活的最优解。
　　生育选择的代际与性别迷思：“不愿生”等于自私吗？
　　Q面对“90后”“不愿生”的想法，上一辈人有时认为是自私的表现。而从您的研究来看，“90后”的选择并不能全然用个人主义来解释，而是基于生命质量与幸福感的考量。针对这种代际误解，您认为“90后”的生育期待与个人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杨宝琰：的确，“90后”对生命质量抱有很高的期待，渴望在事业发展和生育养育过程中获得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既不止于传宗接代，也不局限于“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带来的物质享受，而是一种融贯在生命过程与生活点滴中的意义获得，因而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自私”。倘若他们将生育看作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部分，或者是获取幸福体验的重要路径时，便可能对生育抱有较高期待，反之，便可能降低生育意愿。
　　Q在对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中，您提到了已育有一男孩的年轻父母存在的“二孩恐男”意识：即在传统婚育礼俗下，男方父母是代际剥削的主要承担者。您如何看待传统性别文化给现代青年婚育选择带来的复杂影响？当下应如何突破关于生育的性别迷思？
　　杨宝琰：在传统观念中，为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是父母的基本责任，这样一来，已育有一男孩的父母若再次生育，便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因此，社会的性别观念仍有待转变，应将婚育看作是男女双方两家人的事，共同经营家庭，分担育儿和养老的责任；在制度层面，则应进一步完善婚姻、育儿、养老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明确男女双方在其中的共同义务，推动家庭层面的性别平等，最大可能降低现代青年在婚育选择过程中彩礼、抚育和养老带来的顾虑。
　　矛盾与变化之间：重塑当下语境中的生育意义
　　Q从“90后”受访者的生育态度中，不难看到，他们既渴盼养育子女的情感意义，又因巨大的生育成本而力不从心。这对矛盾如何化解？公共政策应给予怎样的保障与引导，“幸福价值导向”才能真正驱动生育行为？
　　杨宝琰：经济压力、教养负担、机会成本和科学抚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90后”的生育行为，特别是对中低收入阶层。这就需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与此同时，应该满足育龄人口科学抚育和获取优质教养资源的需求，让他们有相对较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获得生育的幸福体验。在宣传教育方面，我们要挖掘传统生育文化中积极合理的因素，重塑生育对于育龄人口及其家庭的意义。
　　Q您的研究发现，人们的生育观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生育价值往往会重新定位。那么您认为，生育政策应如何充分考虑到人们生育观念的动态变化，适应其变化着的生育需要？
　　杨宝琰：人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目标，对于幸福的定义，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容与路径也会产生新的理解，从而重新认识生育价值。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些“80后”之前较为排斥生育二孩，后来逐渐认识到生育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由此来看，未来人们的生育年龄可能会进一步推迟，特别是“二孩”和“三孩”的生育年龄。为此，需要完善针对高龄产妇的医疗服务、津贴福利、工作就业等方面的保障制度，让高龄产妇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能够得到专业贴心的医疗服务与充分休息，确保其工作权益不因生育而受到损害，产后顺利回归工作状态。
　　Q您的调查样本主要为城市普通工薪阶层。那么，若将讨论拓宽开来，针对当下不同群体的心理与现实多样性，您对生育意义的重塑有何见解？
　　杨宝琰：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普通城市工薪阶层，未涵盖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处于优势的阶层，也未涉及广大农村育龄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经济压力和抚养成本可能只对中低阶层的生育行为具有限制作用，且不同阶层的幸福体验及其对自我人生价值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这意味着生育对于他们的生命意义也不尽相同。但是，在情感寄托与精神传承意义上，生育对不同家庭和个体来说具有共性价值。因此，我认为应该从家庭建设、家庭传承的角度强调生育的情感寄托价值和自我实现价值，从而行之有效地“助推”生育意愿。